目前，在地方国企改革方面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认识和做法：一种是“国有企业应从一切竞争领域退出”、“国退民进”、“中央企业进，地方国企退”，即地方国企全面卖光；另一种是一味追求做大做强，要做成世界500强、国内老大、行业龙头。其实，中央早就提出国有经济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而有为、退而有序”，地方国资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过程中必须结合地方实情进行辩证分析，以选择建立适合自己的国有资本大进大退机制，真正把国有资本做实做强做多。  
    一、地方国资不能全面退出
    有的地方国资委就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临时过渡机构，把国有资产卖光就完成了使命。一些地方甚至以“99％”、“100％”等指标作为国资退出目标，比速度、比优惠、比彻底抛售国企。其实不然，地方国资委监管的国企中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虽然不多，但其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实现“国退民进”。首先，地方国企仍然对发展地方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骨干和主导作用。各省（区、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1008户企业，1-11月实现销售收入27953.8亿元，同比增长20.3%；实现利润1318.7亿元，同比增长10.6%。其次，巨大的国有资产没有足够的私人资本和外来资本可以接单。到2005年底，169户中央企业资产总额10.6万亿元，净资产4.6万亿元；各省（区、市）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的1008户企业资产总额61168.4亿元，净资产23367.1亿元[1]。还有数量不少的地市和区县国企资产。其三，在国有资本退出机制没有规范之前迅速私有化可能造成国有资本大量流失。根据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的《国有企业改制调查报告》，在产权转让上，近90%的企业是协议转让，且又以内部转让居多，公开拍卖转让的仅为10%多一点。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连续下发了规范国企改制、管理层MBO、产权转让等方面的规章、文件，可见一个规范化、程序化、市场化的国资流动机制尚在建设之中。在此情形下，如果单纯地为了降低国有资本的比例，集中大量抛售国有资产实施股权多元化改制，可能会因为监管不到位、信息不透明、内部人控制而导致国资流失案件层出不穷。其四，公用服务企业私有化可能会给经济、社会安全运营带来隐患。目前，英国对国有铁路的改革就存在争论。由于当初私有化时对将来路轨设施建设更新等并没有很好进行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路轨设施老化，私营企业无力也不愿对改造路轨设施再次投入更新改造，安全隐患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难以向社会提供满意的服务。现在，英国又在研究如何将铁路路轨设施重新国有化的问题[2]。国内的水、电、气、热、公共交通、环卫等公用服务企业也要慎重推进私有化。其五，大量国企私有化可能会给银行带来巨额呆坏账而影响金融稳定。现在的许多改制方案并未并征得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同意，金融债务也没有完善的保全方案，利用改制逃废金融债务的不在少数。由于金融是由中央控制，地方对于能够甩掉地方包袱、促进当地企业发展的做法往往乐观其成。不过这一现象由于金融企业管控的加强，在规范中逐步减少。最后，国企加速私有化会加剧社会矛盾。目前，私有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失业增加的过程。改制后，盈利成为新企业追求的最主要目标，于是管理者往往大量解雇企业原有职工降低人工成本，由此给城市和社会造成了巨大就业压力。再有，私有化后普通市民的社会福利可能受到较大冲击。原来基础设施和公用服务等国企一般以较低廉的价格向公众提供产品和服务，而私有化后的新企业更加关注微观经济效益，可能会造成服务价格上涨而质量相对降低。因此，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和相应监管措施完善之前，从长远考虑，为了避免社会不稳定，地方国资改革不能定指标，限时间，为退出而退出。 
    二、地方国企不能一味追求做大做强
    近几年，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利润坚挺。中央企业2004年实现利润4784.6亿元，同比增长57.6％，2005年实现利润6276.5亿元，同比增长27.9%[3]。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国资委发出“做大做强、不进行业前三就灭掉”的誓言，拉开了各地国企迅速“膨胀”做大做强的竞赛序幕。上海市以做大产业、做强企业、做响品牌为目标，推进了一批产业类控股公司的改革重组，目前85.8%的国有资本集中在重要支柱产业和处于全国行业排头兵地位的商贸服务企业 ；北京、湖北、四川等地也围绕重点产业，做大做强一批优势企业[4]。对于国有企业及其负责人而言，做大是件好事。做大了，就可以让地方政府、国资委不得不自愿地被绑架于大企业的风险战车上，否则地方经济、稳定、就业和政治风险等问题就会接踵而至，让地方大员不得安身，直接影响其政绩甚至升迁。但从地方国资委的任务和发展来看，这种做法可能有不妥之处: 一是地方国资委的根本任务是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中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也就是说其目标是做强做大国有资本，而不是国有企业。地方国资委当然不能只考虑通过归堆合并和支持并购扩张来快速做大企业，而不考虑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毕竟能做成中国500强、世界500强的企业只是极少数。二是国资委的主要义务是保持和提高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领域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而地方国资委监管的国企更多是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国有经济并不是必须保持控制地位，而且许多高度市场化、竞争性强的行业也不适宜由国有企业来经营。因此，不能只要是地方上的优势企业我们就保护、支持它做大做强、做成地方垄断，要做分析，有些国企经营效果不好又无须国资战略投入的行业就不必保持国有控股或垄断经营，应尽早规划有序退出。三是从实践看，国企做大未必能做强做出效益，更不用说在短期内成长为规模效益俱佳的巨人。国企在快速膨胀做大的同时，往往蕴育着巨大的财务和投资风险。华源集团飞速扩张为国内纺织业和医药业的航母，为此银行贷款长年维持在近 60 亿元的规模 ，2005年因部分银行收贷以至于一度崩断了自己的资金链。而纳入华源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 11 家核心企业 , 其整体银行负债逾 250 亿元[5]，最后只能被托管重组。学者郎咸平曾放言 ：我到今天几乎没有看到哪一家企业是通过做大而做强的。并以华润、北京控股两家有H股的企业作案例 ：华润创业从1998年到2004年总资产由400亿左右上升到600亿，但是总资产回报率从5%跌到3% ；北京控股在同样的时间里总资产由120亿元上升到180亿，总资产回报率由4.5%跌到了2.6%[6]。四是有些地方在强调发展、打造大企业大集团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放缓、搁置了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退出问题，以图在时间流逝中实现企业的自然消亡、职工的自然退出。但是实践发展结果往往与愿望相背，我们越是想绕着困难走，越是想缓和目前支付改革成本的压力以支持发展，我们面临的发展压力往往不能减轻，甚至愈加沉重。因为随着时间的拖延，国企赖以利用的土地、政策等资源被吃干花尽消耗掉了，留给我们从容筹措改革成本运作国企退出的时间没有了，救火式的保稳定 “消防”成本（经济的和政治的）越来越高，最终解决问题耗费的经济、人力、政治稳定成本可能比最初的要高出数倍。比如北京一个广电设备企业，1999年企业搬迁得到3000余万元土地补偿款，一半用于还贷，另外一半没有用来解决职工退出补偿，而是把700多万元用于投资，最后连本也折腾没了；还有700多万元用于日常开支了。现在是钱花完了，职工又没着落了。还有一个集团5年前甚至更早就该破产了，因为有十几亿的银行债务需要核销，还有几千在职职工需要安置，没有人下决心去做，便拖延到现在，结果是资产从10多亿减少一半左右，债务增加到30多亿，价值近十亿的土地开发完了，每年用于维持企业日常运转的支出多达上亿元。现在再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银行、企业及其他债权人付出的成本代价可能远高于当时。 
    三、地方国资要加快推进“大进大退”战略
    地方国企既不能做大做强多数，又不能简单快速地一卖了之。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加快推进国有资本的“大进大退”，做大做强国有资本。“大进”就是要围绕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有效集中大量国有资本做强做大关键的少数。“大退”就是国有资本要坚决从没有效益、不适宜国有企业运营的行业、企业中及时、高效、有序地退出来，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大进”实际上就是如何有效集中资本的问题。对国资委来说，集中主要包括国企的集中、资本的集中、产业的集中，要把分布在没有多少竞争力的企业、产业的国有资产向优势产业、优势企业集中。集中方向主要有三个，一是保障发展维持城市正常运营的基础设施和公用服务产业，要保持绝对控股或通过法定的“黄金股”拥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可以通过适度市场化来吸收社会资本，相对降低国有资本的比例，但绝对不能失去控制权；二是重点发展支撑和拉动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有潜力的战略产业，可以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等方式从绝对控股过渡到相对控股，但不能失去控制力，以免引起地方经济的波动和社会的不稳定；三是稳定发展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效益也比较好的企业，不再直接增加国有资本金投入，但可以把其他企业的有效资源向他们集中，继续保持一段时间的控股地位，增加资本收益，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的发展，择机通过转让股份逐步退出。对企业来说，也有个集中问题，包括资本链的集中、核心业务的集中、资源的集中，要把有效的资产和资源集中到最核心的业务上。集中也要注意防止几个倾向 ：一要防止简单的拉郎配，不能强制进行所谓的强强联合，不能简单地把资产质量差、有效资源少的企业与好企业捏合起来，这样很可能把好企业也拖垮；二要防止简单的账面资产集中，只有家底清楚了，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资本运营质量，公正考核奖惩企业负责人，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三要防止资产整合与机制整合的脱节，资产集中了，必须同时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内部运转制衡，防止内部人控制，维护股东、经营者、职工、债权人、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大退”实际上就是国有资本高效有序退出的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退出、行业和产业退出、资本退出、职工退出、企业负责人退出等。目前，在国务院国资委发出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尚不能完全从竞争领域退出”的信号、强力支持国企做大做强的举动、国企利润坚挺等背景的影响下，地方国资放慢了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的步伐。但国企亏损面还很大，2005年1-11月有17家中央企业亏损，占全部中央企业的10.1%，二级子企业亏损面达31.3%[7 ]  ；估计地方国有中小企业的亏损面要高于此比例，据中国财经报 2005年9月23日报道，目前我国有17.9万家国有企业，资不抵债和空壳企业占国有企业总数的47.8%，仍需加快退出步伐。退出方向主要有三个，一是坚决退出亏损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低价贱卖也要退，千方百计退出，避免带来更大的窟窿增加今后退出的成本 ；二是择机退出资本回报率低、市场前景暗淡、国有资本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一般竞争性行业和效益一般的企业，价格合适就行，避免国有资本越变越小 ；三是竞价退出不属于重点发展产业、非主业和核心业务的部分优质国有资产，收回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改革成本 。“大退”要解决好几个问题 ：其一，该破产的要坚决破，早破早受益。早破，企业还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还有土地，晚破就会吃干花尽，拖的时间越长，国家付出的成本会越大 ；其二，要防止搞假退出，只把有问题的企业下沉管理，并不真正解决问题，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甚至越积累越大 ；其三，要防止资产的低价评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其四，要充分利用好国有土地资源和收益，根据地区收入水平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切实解决好职工退出问题以及企业债务，维护职工稳定，维护金融稳定，维护社会稳定。土地收益要加强统筹调剂使用，不应继续让各企业自主使用。有的企业没效益，产品没市场，还把土地收益用于企业平移、用于小企业再投资。 
    四、正确认识处理 “大退”问题
    目前各地对“大进”的关注和推进措施比较多，在此我只想就如何促进“大退”谈几点想法 ：一是要树立实现国资、国企稳妥有序退出也是一种贡献的观念。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中必然要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国有职工退出来，在退出中能够尽量降低退出成本、保障职工稳定、稳妥处理与银行等债权人的债务问题，也就保障我们能够集中精力、集中资源、集中优势资产来发展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展支撑地方经济的大集团、大企业，发展主业，不再搞撒芝麻盐、全线开花，对加快完成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和回报、建设和谐社会都有积极贡献。可见，退是为了发展，而且也实实在在地促进了发展。二是退出也要有规划、有目标。目前国企亏损面还很大，国企、国资退出的任务还很重。因此，地方国资委不仅要制定发展规划，更要统筹规划“退出”，哪些行业、企业要退，建立什么样的退出机制，采取哪些退出措施，选择什么时机退出，给予哪些政策支持，退出过程中如何避免新增负债和风险，最后要达到什么目标，都应该可操作、可控制、可评估调整，才能保证退得安稳、退得干净、退得有效。三是退出也要有考核和奖惩。国企、国资退出特别是职工的退出一直是一件棘手的活儿，吃力不讨好，没有多少企业负责人愿意干，要干好了，有时付出的精力和努力甚至比蒸蒸日上企业的负责人还多。因此，对这部分负责人也应根据退出规划进行考核，退得好的加大激励，完不成的严厉处罚，并且要妥善安置好那些做出贡献的退出企业的负责人。当然对企业亏损、资产流失负有责任的负责人必须追究，不能放纵。四是地方国资委不宜直接操刀所出资一级企业及其中国资的退出，目前地方国资委没有能力、精力、经验来直接负责具体退出工作，可以通过托管、股权划拨等方式委托有经验、有能力的资产处理公司、企业集团来整合退出。当然对这些公司的考核指标也要做适当调整。五是退出要建立企业、国资委、财政、银行等相关利益者的联动机制。政府根据地区收入水平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职工退出补偿标准，国资委加强土地收益的统筹管理和调剂使用，避免企业进行无效的平移投资；银行进行债务打包，降低一点偿还率，这样大家各自承担一些退出成本，止住了败血点，可以避免继续运营可能增加的亏损、滞后退出成本、或有风险等，又维护了职工稳定、金融稳定、社会稳定。德国政府当时就是花了2600亿美元把原东德的国有企业卖了出去[8]，当然它也建立了监督受让人履行协议、保证职工就业、收入等方面的机制。

参考文献： [1] [3] [4]李荣融：《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提高国有资产监管水平》，2006年1月23日在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国务院国资委产权局考察团：《英、德两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情况与启示》，《国有资产管理》2005年第6期。 [5] 袁凌  程吉吉 楼夷《华源危机》，《财经》杂志/总147期，2005年11月。  [6] 李小宁：《郎咸平语出惊人质疑“改制上市就能提高效率”》，  2004年4月20日《上海证券报》。 [7] 黄淑和：《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工作水平》，2006年1月在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8] 樊纲：《全球化与中国改革 》。